现代中国人物画的创造与转化
刘曦林
艺术史是一部变化史与创造史。在任伯年之后，现代人物画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于一片“衰败到了极点”的哀叹中重新焕发了生机。百年来，它如波涛汹涌，层浪迭起，其业绩与文化价值，都值得我们细细书写与深入探讨。
20世纪初，革命与改良的思潮弥漫了整个中国。画坛也在此背景下，提出了借西画写实主义与复兴宋代院画两条崭新的发展路径。在这一时期，传统文人画家如陈师曾，首先发出了直面人生现实的写意人物画新声，他的作品《读画图》和《北京风俗》系列，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生活，展现了深厚的民族情感和人文关怀；齐白石以构思巧妙、可喜可爱的简笔写意人物画，如《人骂我我也骂人》和《不倒翁》，展现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与人格魅力，引人深思；丰子恺则以其“社会相”与“儿童相”作品，如《高柜台》和《瞻瞻的车（二）脚踏车》，用幽默机智的手法，表达了对当时社会的抗争。
此后至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物画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借洋兴中。在这一时期，徐悲鸿、蒋兆和等艺术家异军突起，成为中国人物画坛的杰出代表。徐悲鸿的作品如《九方皋》《愚公移山》等，借古喻今，关注人生，以其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赢得了广泛赞誉；而蒋兆和则以其直面百姓悲惨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创作出如《卖子图》《流民图》等震撼人心的作品，深刻揭示了当时社会的苦难与人民的呼声。这一时期的中国人物画，不仅融入了西画的造型之长，创立了现代写实水墨人物画的高峰，而且丰富了人物画的造型表现。它证实了西画之可灵活采用，与传统笔墨结合的新途径，而不是代替中国画美学。这一创造性的转化，为中国人物画的新法教学体系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物画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以李斛、黄胄、石鲁、程十发、杨之光、王盛烈、方增先、周昌谷、卢沉、刘文西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军崛起，成为中国人物画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作品以人民形象为表现对象，展现了站起来的主人姿态和健康快活的生活之美。这一时期的中国人物画，相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悲歌，更多地转换为欢歌笑语，体现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同时，工笔人物画以传统语汇全新表现历史和现实生活，为人民喜闻乐见。
在新时期，中国人物画在思想解放、艺术解放的背景下，开始探索笔墨语言的个性化趋向和风格独立性。艺术家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表现形式和审美观念，开始尝试新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何家英的《沧桑》等，都以现实主义思维的回归和深刻的主题内涵，赢得了广泛赞誉。
展望未来，中国人物画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与机遇。如何面向现代、未来、世界？如何将中国人物画推向国外？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在保持民族独特性的同时，积极借鉴西方现代派的优点和长处，实现中国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有机结合。同时，我们还应该注重艺术思维、写意性、技巧高度、刻画深度以及综合文化修养的提升，以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为目标，攀登人物画新时代的珠穆朗玛峰。
责任编辑：王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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