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民

20世纪初，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开始觉醒并迅速积聚。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到陈独秀的“美术革命”，对现代性的追求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这一口号集中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渴望。

在美术领域，“科学”的引入旨在改变中国传统绘画写意的弊端，通过借鉴西方美术，人们试图为中国画注入新的活力。同时，“民主”的诉求则体现在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上，旨在打破传统绘画的宫廷化、文人化、精英化倾向，使艺术更加贴近民众。

“民主”与“科学”不仅奠定了中国美术现代性诉求的基础，也为其指明了方向。然而，对现代性的追求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对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民族与世界的争论。这些争论最终都聚焦在“新与旧”的问题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新”往往被视为现代、西方和先进的代名词，而“旧”则被视为传统、中国和落后的象征。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导致了洋化与民族虚无主义的并存现象，贯穿了整个20世纪早期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

然而，社会现实给了民族虚无主义一记重击。抗日战争的爆发促使各方面的力量汇聚到抗战大旗下，人物画也与现实紧密结合，开始重视民族遗产的价值。在此背景下，美术开始从宏大叙事转向民间叙事，与传统艺术相结合，探索民族形式的新表达。

尤其是延安画派的兴起更是决定了人物画现代性诉求的基本特征和性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这种特征和性质进行了全面明确的概括，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艺。这一概括成为20世纪人物画现代性诉求的核心指导思想。

从现代性诉求的角度来看，整个20世纪人物画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现代性内涵的萌发期。新文化运动前后，人们已经具有了明确的现代意识，并朦胧地意识到现代性的内涵。在美术领域，这表现为“科学美术”的引入和对传统绘画的改良。第二阶段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性内涵的探索和确立期。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西化倾向，对民族遗产的研究与借鉴推动了“新现实主义”的诞生。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更加注重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为人物画的现代性诉求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阶段是20世纪50至70年代现代性内涵的实践期。在这一阶段，“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性内涵在与现实的结合中得到了全面探索和实践，现实主义成为主流创作方法，写实能力得到大幅提高。第四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性内涵的扩展期。在坚实的写实能力基础上，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吸收和借鉴，中国人物画建立起全球视野，丰富和拓展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性内涵。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加注重个性表达和创新精神，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